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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22个世界遗产点中，有一处自南宋设立至今，对泉州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，深刻改写了泉州的历史篇章，那就是南外宗正司。

南迁的宗室成员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、技术及文化、艺术等，推动了泉州社会各个方面的快速发展。同时，南外宗室成员广泛参与泉州海外贸易及各项社会事务，成为促进泉州港迅速崛起、海外贸易繁盛的重要政治力量。

南外宗室子弟中有不少担任泉州知州和市舶司官员，涌现出许多正直廉洁、心系百姓的能臣干吏，赵汝适、赵崇度、赵彦侯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考古发掘

翻开千年前皇族传奇

南外宗正司是南宋时期负责管理迁居泉州的赵宋皇族群体的机构，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古榕巷60号，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、世界遗产点，是研究南宋宗室迁移与海外贸易的重要实证。

南宋建炎年间（1129年），300多名宗子及其家眷为躲避战乱，从海路迁徙至泉州，南外宗正司亦随之迁置，在泉州共存续147年。据史料记载，南外宗正司司署设在古榕巷内“水陆院”中，司内原有惩劝所、自新斋、芙蓉堂、天宝池等建筑，推测占地面积约为45000平方米。在宋元易代之际，南外宗正司随着南宋王朝的覆没而废置。

南外宗正司遗址

南外宗正司所在地在唐代原为放生池，后于池中始建水陆堂，唐末扩建为水陆院，至北宋时仍为寺院。元代该地曾设清源驿，还有部分区域复建为禅院；明代为水陆寺，明英宗正统三年（1438年）又将之部分改为织染局。此后，御史汪旦废寺为宅，水陆寺也被迁往开元寺。

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考古发掘现场

历史长河奔涌不息，南外宗正司及其相关建筑早已堙没。2019年起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福建博物院、泉州市申遗办联合组成泉州城考古工作队，对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。通过考古发掘，工作人员在该遗址发现了南宋时期的池岸木桩、沿岸道路及建筑基址，出土了“官”字砖、“官”字瓦、兽面纹和莲花纹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构件。此处发现的瓦当纹样与杭州、洛阳等地在宋代重要官式建筑遗址上发现的瓦当纹样相近,可以佐证该组建筑为宋代官方营建的较高等级的官署建筑。

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重，有“赵”“叔”等墨书。

在出土的陶瓷器中，还发现涉及机构名称的“水陆”“水六库司”“宗厨”等墨书，佐证了此处曾与水陆堂/院、南外宗正司等机构相关。此外，还有涉及人名的“允”“叔”“仲”“彦”“宗”“崇”等墨书文字，这些字多为赵宋皇族的辈分字，是与皇族群体有关的重要线索。

如今，考古遗址发掘区域2700多平方米已经回填，出土文物在院内旧梨园剧团的陈列馆集中展陈。2022年5月，南外宗正司遗址被福建省文物局评为“福建省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”。

皇族扎根

带来全方面影响

300多名南外宗子及家眷到达泉州后，迅速融入并深刻影响着泉州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成为推动泉州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艺术、民俗等方面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。

泉州被南宋皇族选为落脚地，有其历史必然性。南宋时期的泉州，远离战火，社会安定，拥有繁盛的海上交通和丰厚的海外贸易收入，有着能支撑庞大宗室群体生计的雄厚经济基础，种种便利，让赵宋皇族宗族子弟安心在此扎根。

经过数代的繁衍，南外宗子数量迅速膨胀，公元1129年到1232年的百年间，宗室人员从349人骤增至2314人，到了宋末，居于泉州的宗室更是多达3000多人，增长了近10倍。泉州的繁华，也吸引了一些居于外地的颇具才华与声望的赵氏宗室成员，源源不断地来到泉州。

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工具，促进了泉州建筑及纺织、铸造等手工业的发展，带来了出版印刷业的兴盛，更是对泉州的文化教育、戏曲、音乐、武术等方面的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。

同时，许多南外宗室子弟，或在泉州州衙内任职，或于南外宗正司任职，也有许多担任市舶司主官，他们对泉州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。据统计，南外宗正司在泉存在的147年间，共有87名提举市舶，其中宗室11人。

南外宗正司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

皇室宗室成员的特殊身份，促使南宋朝廷批准在刺桐港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，促进了海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，南外宗子很快成为南宋泉州海外贸易繁盛的重要政治力量。

革除积弊

促进海外贸易发展

南宋宗室中，赵崇度、赵汝适、赵师耕、赵孟传均以知州兼任市舶司提举，他们积极采取措施，革除海外贸易积弊，整顿贪官污吏，大力改善泉州营商环境，对泉州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泉州市舶司遗址

今九日山祈风摩崖石刻中，现存的十方祈风石刻中关于宗室人员参与祈风的记载有九方，他们有的是市舶司官员、宗正司知宗、郡守，有的则是普通的宗室成员。

九日山祈风摩崖石刻中，现存的十方祈风石刻中关于宗室人员参与祈风的记载有九方。

嘉定十年至十二年（1217—1219年），赵崇度任泉州市舶司提举。他到任后就发现泉州海外贸易的一项积弊，“海商货至, 官竞刮取, 命曰 ‘和买’, 实不给一钱。于是商舶滋少, 供贡缺绝。”商人们冒死渡海远道来到泉州贸易，番舶抵达泉州后，许多值钱的舶来品要先被各级官员以种种理由重征税、压价强买甚至被没收，商船货物大半落入官吏手中，导致蕃商不敢前往泉州贸易，到达泉州的船只锐减，每年仅三、四艘。

南外宗正司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

当时泉州知州是真德秀，为了改善泉州的营商环境，赵崇度同真德秀采取诸多积极措施铲除积弊，罢“和买”，禁重征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到泉州贸易的商船大大增加，泉州港恢复繁荣。对此，《晋江县志》有载：“赵崇度提举市舶司，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，罢扣买，禁重征，逾年舶至三倍”。

南宋宗子赵汝适，可谓南宋站在泉州放眼世界的第一人。赵汝适是宋太宗赵炅八世孙，嘉定十七年(1224年)九月，赵汝适以朝奉大夫的身份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；宝庆元年(1225年）九月，兼权知泉州；同年十一月，兼知南外宗正事。赵汝适在泉期间，泉州的海外通商贸易更为兴旺，亚非各国商人、传教士、旅行家大量来泉。在市舶司任内，他勤办舶务，与亚非蕃商友好交往，并利用闲暇，遍访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商，完成泉州海交史专著一书二卷，并于宝庆元年（1225年）结集付梓，题名《诸蕃志》。《诸蕃志》分上、下两卷，上卷记述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，下卷记载诸国物产资源，是南宋地理名著，亦是研究宋代海上交通的重要文献。

宗室赵彦侯于绍定元年至六年（1228—1233年）任市舶使兼知南外宗正司，他也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官员。他到任后一扫官场贪婪腐败风气，不断充实市舶司的金库，许多外商来泉州贸易，“舶琛满”，他的部下援引旧例，进奉番货给他，他“笞而却之”。史载赵彦侯“化以廉平，泉人大悦”，廉洁有为的他深受泉州人民爱戴。

景定三年（1262年），宗室赵孟传任泉州知州兼提举福建市舶司时，大力整治对外贸易和港口通商秩序，打击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，提升了泉州的对外开放形象，被誉为“清吏”。

清廉善政

青史留下诸多贤名

除了对海外贸易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，不少宗室在主政泉州时也都有惠政，如赵子潚、赵必愿等，他们勤政廉洁，力施善政，政绩显著，青史留名。

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陈列馆内展出的《南外天源赵氏族谱》

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知泉州的宗室赵子潚，以办事精明廉洁著称，《宋史·赵子潚传》记载了他在泉州期间办理的一件执法严明、为民请命的奇案：“……进龙图阁学士，移知泉州。吏有掠民女为妾者，其妻妒悍，杀而磔之，贮以缶，抵其兄兴化掾，安廨中。妾父诣郡诉，吏不决。子潚访知状，亟遣人往兴化，果得缶以归，狱遂决。其发擿概类此。乾道二年卒于官，年六十六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有一个官吏，强抢民女为妾，官吏的妻子善妒彪悍，将该妾室杀害并分尸，藏在装酒水的罐子中，藏在她在兴化当官的哥哥的办公区内。被害妾室的父亲每天都去官府喊冤，但地方官吏迟迟没有破案。赵子潚通过调查,查清了真相，派人前往兴化，果然找到了藏着尸体的容器，案件得以侦破。赵子潚经常以类似手法侦破案件，各类志书对此有记载。

曾于嘉定年间知泉州的赵必愿,《宋史·赵必愿传》中载他在泉州任上，罢白土课、免差吏榷铁，在各县施行义役，秋季大旱发仓赈救，尤重军事防御设施建设，这些善政良绩均对泉州的社会安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宝庆间（1225—1227年）知泉州兼南外宗正的赵汝腾，也以清廉善政著称。此外，主持修筑安平桥和东洋桥的赵令衿、“罢复税，禁贪污”的赵时焕、“文章议论渊懿浩博”的硕儒赵必暐等，不胜枚举，都在史册上留下不朽的美名。

记者：黄宝阳

通讯员：叶俊伟